台灣當代攝影新面向系列|鍾順龍:我想站在未來去看現在

更新日期:2月 21

文/實驗影像工作室



原梓軒:《文明風景-里程碑》系列是您從2007年起拍攝的嗎?

鍾順龍:是的,從2007到2012年,2012年在台南的海馬迴光畫館個展結束後就沒有再繼續拍攝了。當時一直也不知道怎麼結束,後來拍攝到柱子垮了,才心想大概是該結束了。

原梓軒:為什麼會對台灣的柱子那麼感興趣?

鍾順龍:其實並不是說感興趣,我會比較界定在“在現實當中看見的奇觀”,那是蠻震撼的,因為你會覺得整個文明突然間在一片荒蕪裡建立的感覺。


我在英國唸書的最後一年去了希臘,在雅典衛城有很多古代柱式建築,但那一年衛城正在整修,只能從外圍觀看,這對我來講有些好近又好遠的感覺。回到台灣後, 開車經過淡水河看見正在興建的台64線快速高架道路,我被眼前感覺很虛幻的柱子震驚,這是引發我拍攝的一個起點,後來有更多關於公路的畫面被聯結。在更早的時間裡,從台北坐公車到高雄或者台南都要5到6個小時,後來高鐵接通再到台南、高雄大概2個小時,這其中的空間是被壓縮的。




原梓軒:這一想法和您在報社的工作經驗有關嗎?

鍾順龍:有關係,我覺得報社的工作讓我感覺跟社會的連結感很深,其實以前比較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可是進到報社後周遭的變動都是切身相關,後來就變得比較有所謂的“社會責任感”,不是那麼個人化,在報社的工作面相比較廣,在那個年紀進入報社我覺得是一種很深刻的歷練。

原梓軒:您都去了哪些地方拍攝?

鍾順龍:台北、台中、台南,也到過高雄。我有拍一根倒下的柱子,是“莫拉克”風災之後被沖垮了。因為我拍攝的大部分橋墩都是新建的,當然不會垮掉,可那是一個已經使用了很多年的橋墩,遇到風災後垮了,我覺得這本來就是一個自然的狀態,會被建立,有時候被摧毀,再有新的進來。


原梓軒:在這種“類型學式”的攝影實踐中,您有尋找柱子之間的相似與差異嗎?

鍾順龍:的確會很“類型”,當然也會很直接的聯想到貝歇夫婦(Bernd & Hilla Becher)所拍攝的工業建築,但是我又不會界定在這裡。類型學攝影會有一個所謂的漸變,一些微的不同,而對我來講,觀看的方式是相同的,就像一張圖很薄弱,所以就一直持續去進行拍攝。最早我很絕對的只想拍一根一根的柱子,到後來變成8×10拍攝的時候,我把它拍成4×10,所以後來才衍生了有單個的柱子,也有些是好多根柱子。





原梓軒:您認為《文明風景-里程碑》系列有什麼現實意義?是對現代城市建設的批判嗎?

鍾順龍:一開始我會用所謂冷眼的視角,似乎認為是有問題的,但了解之後,你會有不同的看法。以水沙連高速公路來講,那時候我住在台北,我太太住埔里,那一條路從還沒建設到鋪設完成我一直在走,我發覺很大的差異性就是時間,還有安全性和油耗,其實我們用長遠的歷史來看,這可能更環保的。所以有太多的事情其實是未知的,我覺得攝影者要在時間上看得更遠,因為當下的問題有時沒有辦法在當下解決,我希望站在未來去看現在,在雅典衛城是我從當下去看過去,柱子的文明還是在的,是很威權的,很像徵性的,我是把柱子當做墓碑在看,“碑”本身就是一種紀念,“里程碑”則是有一種向前的意義,這是既過去又未來,它的雙面性是有些弔詭的。

原梓軒:您認為這樣的攝影實踐和傳統紀實攝影的差別在哪裡?

鍾順龍:我覺得古典紀實有它的美感,甚至有一點浪漫情懷,當代紀實則有一些冷靜。在離開報社之後,其實我在拍攝的題目裡面很少在拍人,而會比較界定在景觀中去,通常更想要抽離一些,貼近讓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客觀,當然其中某些本來就是主觀的。



原梓軒:相較於《文明風景-里程碑》, 當前在台北非常廟藝文空間展出的《路過》系列是很個人的內心風景。

鍾順龍:是的。其實我會用現象的概念去拆解跟重組,對我來講有趣的是再組合的樣貌,也許《文明風景-里程碑》是更冷眼的去看,而《路過》是屬於比較用自我狀態去拍攝,我覺得在心理狀態上會有不同。在西方所謂的公路攝影的開拓性在台灣是沒有的,我們並沒有開闊的土地,在台灣大多是巷弄,幾乎很少像中橫這樣過渡的路徑,我認為過渡的路徑才是生命的過程中重要的事情,即便轉折或者崎嶇,整個的概念上我會這樣去界定。



原梓軒:從橋墩、公路中您認為帶給您的是什麼?

鍾順龍:公路是在拍攝的過程中去尋找主題的摸索,中橫公路是去我太太的家,一開始路徑沒有很熟悉,可是時間拉長後,我會轉換心境去享受。所以我就把本來6小時的路徑拉到8到10個小時,更慢的享受整個過程。


我覺得攝影最重要的是回到當下,因為時間是拍攝者要處理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去決定時間,可其實在按快門的時候,拍攝者賦予了一個時間的樣貌,可以1秒,也可以用10秒。 《靜物》的拍攝也是這樣,因為拍攝曝光的時間長,我就會藉由這個空間去轉化它,在這裡我才可以曝光的過程裡去操作時間。 《星雨》是在拍雨滴,閃光燈瞬間爆發出的光線,凝結著每一顆掉往地面的雨滴,好像整個宇宙的樣貌。



原梓軒:最近的創作有什麼新動向嗎?

鍾順龍:其實回來花蓮之後,對於創作這件事情很沒有主動性,我也只能是用零碎的時間,專職影像創作是蠻困難的。明年如果有機會我想要拍空氣,用8×10拍,照片尺寸會做大,它很虛無,當然和平常的拍攝又不太一樣。格局拉大一些可能會聚焦在十到二十個城市,整個就是灰白藍或者只拍攝天空的局部,最後再加入坐標、AQI跟PM2.5等數據,是回到理性的狀態去看待抽象。我覺得有可能再拍一兩個系列,也會走向數位化了。


原梓軒:那您認為在數字時代下的傳統攝影會被取代嗎?

鍾順龍:數位是當代的材料,我覺得數位科技短時間內也未必能完全取代傳統攝影。比如《靜物》的拍攝使用目前的數位相機比較難,因為數位相機長時間曝光會出現噪點、溫度等各方面的問題,反而不是優點,而底片有古典的能力。我覺得在跨底片的當下還是蠻有趣的。

原梓軒:您如何看待台灣的攝影,尤其是紀錄式攝影?

鍾順龍:我覺得台灣的紀實攝影在1980年代報社解禁後出現了劉振祥、謝三泰、潘小俠等一批攝影前輩,主題式的紀實攝影在那個年代是比較主流的。一直到近一二十年才有所謂的觀念藝術的攝影,變化出更多的對於影像的嘗試,我會這樣界定。



鍾順龍


1974年出生於台灣花蓮,視丘攝影藝術學院畢業、倫敦大學金匠學院(London University of Goldsmiths College)影像與傳達碩士。曾任良遠藝術工坊學習影像耐久保存、蘋果日報攝影中心攝影記者(2003-2005)、董氏基金會攝影志工、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視覺傳達設計系兼任講師(2006-2009)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兼任講師(2011-2016)。作品《目擊現場》獲2002年台北美術獎優選獎,及《黑暗之光》獲2003年高雄美術獎高雄獎。


創作以攝影為主,作品關注人類文明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呈現出時代樣貌下的奇觀,也喜於將日常生活的微觀重新建構,探討物質在影像空間狀態下的可能性。 2009年返鄉花蓮生活,作品延伸對農業及土地環境的關注,現職藝術創作外,以農為業並經營品牌美好花生。





本文由實驗影像工作室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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