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與格魯亞特 超現實觀點的「紀實攝影師」

更新日期:10月 29


《布列松在中國》北美館展場。(鄧博仁攝)

文/鄧博仁   


前陣子去北美館看了《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1958》展覽,這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在其報導攝影生涯中非常獨特且重要之集結,也是他拍攝中國相關作品的首度研究與完整專題展出。1948-49年,布列松在中國停留了10個月,期間在《生活》(Life)、《巴黎競賽》(Paris Match)等雜誌發表了許多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九年的慶祝遊行,1958年10月1日,北京。©亨利.卡蒂耶-布列松基金會/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臺北市立美術館

雖然時值國共內戰時期,但在這些影像中不見戰爭的煙硝味,反而突顯大時代下的人間生活 。1958年布列松在中國官方人員的全程陪同下,再度踏上中國,看見了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的改革興起,攝取了看似繁榮的空中樓閣。「事實並不有趣,對事實的觀點才重要」布列松紀錄著當時多變的時局及變動的中國。

中國人第一次看到電視以及閉路電視中的自己。1958年7月 北京。翻攝自《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1958》

年少習畫的布列松,1930年開始攝影創作,有著繪畫經驗的他,表明「攝影就是繪畫的方式之一而已」、「即時速寫就是憑直覺完成的,是無法修正的,如果一定要修正,那就是另一張照片了」這說明了布列松是喜好超現實主義的,但他又不敢逃離以一種紀實的觀點拍攝眼前的一切。「生命是流動的,有時候畫面消失就消失了,你也無能為力。時光一閃而逝,永不回頭」。

坐在食肆窗內的跑堂或店主,苦力在簷下用餐 北平,1948年12月。 @亨利.卡蒂耶-布列松基金會/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臺北市立美術館

展覽有段影片,其中有個片段是1946年布列松在現代藝術館展覽時,Robert Capa 對布列松說,「亨利,你要特別小心」、「不可以被貼上超現實攝影家的標籤」,布列松事後心裡很不以為然的回應,「我所受的訓練都是超現實主義,我一直感到跟超現實主義很接近」。雖然Capa當時是好意對布列松說,「一但被貼上超現實攝影家的標籤,未來的路將走不遠,接不到任何工作」,而布列松則是認為「我想要什麼,想追求什麼?那是我的事」。儘管如此,布列松仍從未公開提及超現實主義,只限於私下。當馬格蘭通訊社的一員是個偶然,「我不是個記者,那是偶然,不是主要的」,不論他是一位知名的馬格蘭通訊社一員,他依然我行我素,以自己的觀點做自己。

▲北京大學游泳館由學生人力建造。 1958年6月。而布列松的原圖(上圖),與下圖編輯裁切過的照片(右下),有著不同的味道,裁切後似乎令人有更多想像。


在布列松照片中,不難看出他對空間及時間的著墨,「重點在於韻律,不同元素存在的韻律,這裡有一個正方形,這裡有一個矩形,還有另一個矩形,這些全是我關注的問題,對我來說最大的快樂就是幾何圖形,也就是結構。」


「照片能挑動情緒」,布列松在意的照片是一張能夠讓他欣賞超過兩分鐘的照片,「至於可讓人一再重複觀賞的照片呢?並不多」,他遊走於街頭,用著幾何去框取眼前所見,照片中的構圖,總是能透露出些許的觀點,這觀點是讓人情緒波動的。

舉著毛澤東像及紅星的學生遊行隊伍 上海,1949年6月12日。 ©亨利.卡蒂耶-布列松基金會/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臺北市立美術館

這讓我想起「現代版(彩色版)的布列松」格魯亞特(Harry Gruyaert) ,1941年出生於比利時安特衛普,他的父親服務於愛克發(Agfa)軟片公司,過去的刻板印象,認為攝影師總是有情婦,不是一種正當的行業,所以他的父親不希望自己的小孩成為一位攝影師,即便如此,格魯亞特依舊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59年,他考入了布魯塞爾電影和攝影學院,沈迷電影的他每周都要看上五、六場電影。畢業後,20多歲的格魯亞特成為了一名電影製片人,但有著追隨藝術的偉大夢想,他離開了家鄉移居巴黎,「巴黎有很多我聽說過的攝影師,巴黎更有好的電影,我從電影裡學到了一切」。並說「我一直都知道我唯一感興趣的職業就是攝影及電影,我從未考慮過其他任何事物」。

這張格魯亞特拍攝的照片,可對照上面布列松學生遊行隊伍的照片,兩人都充分使用了完形心理學的封閉性及連續性。

跟布列松一樣,格魯亞特從不把自己當成一位紀實攝影師,更謙虛的說, 「如果有人要把我攝影作品看成藝術,這樣我會很開心。」在各地事情都一直在變化,沒有事物會保持不變的,格魯亞特完全靠他的直覺工作(拍照),沒有其他的想法,他總是將自己完全投入於城市與地景中不斷的觀察與攝影。「沒有故事可言,攝影只是關於形狀和光線的問題。」格魯亞特很堅定的說。格魯亞特與布列松兩人慣用完形心理學裡的連續性、封閉性、相似性等原理在街頭創造他們的魔術與色彩的空間,他們用心感受著走在城市中的色彩與空間的變化所產生的新事實與趣味性。

格魯亞特作品,有著完形心理學的相似性。

身為一個瑪格南攝影師,格魯亞特從事攝影的時間之長令人驚嘆,他也是亨利-卡蒂爾-布列松的朋友,但兩人卻有著兩種不同的攝影哲學。不過他的攝影風格,也讓格魯亞特在瑪格南的歐洲攝影師中,成為了一個異類。「無論是普普藝術還是街拍,幽默感對於我來說非常重要」,格魯亞特喜歡讓自己保持興奮地去發現一切,這也正是他對這個世界不斷探索的方向「幽默、不確定性、偶然和未知…」為了讓自己保持新鮮感,住在巴黎的他,還特地跑去住在旅館,好讓自己繼續對眼前的事物保有新鮮感,「這關乎於自由,如果你一直呆在同一個地方太久,你會認為你身邊的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

格魯亞特的作品,有著完形心理學的接近性。頭髮及花瓶裡的花色彩接近,難以分辨。花瓶上的花,也巧妙地讓人誤以為是衣服上的圖案。

如果布列松是個超現實主義者,那格魯亞特算是一位城市裡的色彩魔術師,但我相信,兩人都認為「事實並不有趣,對事實的觀點才重要」


格魯亞特善用廣角鏡頭收納眼前的一切,這張作品像極了塞尚版本的《草地上的午餐》畫作。
格魯亞特喜歡到印度旅行,還一度帶著全家人一同去印度。
格魯亞特的作品,堪稱是城市中的色彩魔術師。


(編輯/王姿佩)

《作者》


鄧博仁

1969年生,攝影藝術創作者。從事攝影記者20年,攝影教學經驗10餘年,目前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影像創作是他與世界溝通的方式,視攝影為第二生命。人與土地是他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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